周恩来的大局观，贯穿于他奋斗的一生中。周恩来的事例可以说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关于增强大局意识的要求，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时时体现在人们对大事的观察，对事务的处理，对生活的态度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担任什么职务，拥有多大权力，都应该学习周恩来的优秀品格，自觉在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真正把党中央关于增强大局意识的要求落到实处。
一个人在大局面前作怎样的选择，反映出他的基本立场和思想境界。纵观周恩来的一生，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无论是面对内政外交还是国事家事，他思考和处理问题总是以大局为重。顾大局，是周恩来做人做事的重要特点，更是他作为共产党人重要的政治品格。
从一些典型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在大局面前怎样选择以及他的选择留给后人怎样的精神财富。
一.在民族危急时刻，选择以大局为重，“相忍为国”
周恩来一生中遇到过很多复杂的情况和棘手的问题，需要他对大局作出判断和分析，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便是典型一例。
1936年 12月 12日，为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抗日救国，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消息传到陕北，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有的说，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屠杀了多少革命同志，又“剿共”十年，血债累累，这回该死了;有的说，押到保安来公审;有的说，赶快枪毙，别让他跑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蒋介石手上沾满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不杀蒋似不可平民愤。
但是，从全国的大局来看，日寇的铁蹄已经从中国东北踏进华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大局面前，中国共产党究竟会作出怎样的决策?人们拭目以待。
一个正确决策的出台，需要做调查研究，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历程中积累的经验。为全面了解西安的情况，受张学良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西安，同张学良“协商大计”。
当时的西安一片混乱。在如何处理西安事变，特别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等问题上，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以及地方实力派和广大群众看法不一：有的主张交付国人审判，杀蒋;有的认为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南京政府方面对张学良下了讨伐令，以亲日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并派部队进逼西安。
周恩来到西安后，很快对形势有了全面了解。在纷乱的形势下，他冷静地作出判断，认为“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
因此，对蒋介石的处置是关键问题，不同的处置办法将导致西安事变两种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能避免中国被日寇灭亡，这是好的前途;如果交付人民审判，把他杀掉，就会给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造成便利条件，这是坏的前途。
周恩来对大局的观察和分析，为中共中央决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公开发表宣言，呼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12月 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中央确定的方针，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多方斡旋，最终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杨虎城对周恩来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
此后，在全民族抗战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始终采取了这一立场，在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毫无诚意的情况下，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博大的胸怀，同国民党方面合作，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其原因，正如周恩来在中共七大发言中所说：“我们是相忍为国。”
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表现出的大局观，给后人以启示：顾全大局，首先要对大局有正确的判断，并能审时度势，正确把握。没有对大局的正确判断，就难以把握大局、服从大局。这是周恩来的经验总结，他后来经常对干部说：“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
二.在党的团结受到危害时，选择“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曾经历过多次巨大的政治风波，严重影响到党的团结统一和稳定。每逢在党内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刻，周恩来都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精神，化解危机，推进团结，防止党的分裂。
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情，突出地表现了周恩来这种忍辱负重的大局观。
事情的缘由还要追溯到中共六大之后。
当时，中共党内因受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错误估计的影响，“左”倾思想抬头，但在富农问题、同地方反蒋势力合作问题、游击战争等问题上同共产国际代表又存在意见分歧，长期争论不休，甚至影响到正常工作。为解决这一问题，1930年初，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周恩来走后，李立三在中共中央起到主要决策作用。他不切实际地夸大当时出现的有利形势，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认为全国范围内直接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
6月 11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李立三《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的报告，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
而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反对这个决议下发，决定派周恩来和中共六大后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后，在实际工作中耐心而务实地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 24日至 28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在报告中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把李立三的错误归结为“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对周恩来报告中关于李立三错误的结论，共产国际很不满意，他们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六届三中全会也被指为犯了“调和主义”错误。
更为复杂的是，在中共中央尚不知道共产国际的这些意见之前，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和博古已经知道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并私自传播，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一些受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成员，以及一些长期以来对中央心存不满的人纷纷起来，到处制造纠纷。他们把攻击矛头对准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特别是指向瞿秋白和周恩来，这对当时处于秘密环境中的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当时的局势相当严重，党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周恩来等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后，一方面尽力维护党内团结，承认三中全会在李立三的问题上取了“调和态度 ”，同时也反对王明等的做法，指出：“已经知道国际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然而，王明等人的做法，却得到一直器重他们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支持。
1930年 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中国，直接出面干预，指责中共中央，使得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无法开展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米夫还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决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酝酿补选中央委员名单时，一意孤行，完全不尊重周恩来等的意见。
为了顾全大局，瞿秋白和周恩来对三中全会以来的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提出退出政治局。在瞿、周去留的问题上，鉴于共产国际对瞿秋白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的表现早有不满，王明等在中共党内又缺乏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米夫决定排除瞿秋白，留用周恩来。
1931年 1月 7日，六届四中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上海秘密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在结论中批评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转变迟缓，还挖苦地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周恩来在发言时，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但是，他反对站在派别的观念上解决问题，强调要从大局上维护党的团结。他说：“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塞维克党允许的。”
在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和瞿秋白被放在“被告”席上，实际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周恩来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解。在决定瞿秋白等退出政治局后，有人提议周恩来也应该退出政治局并单独交付表决，结果表决时由于只有 6人同意， 18人不同意，这一提议没有被通过。瞿秋白感慨地对他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 ”
在当时情况下，有些人或许会拒绝继续背负这副担子，或许会置身事外，甩手而去，但周恩来没有这样做。坚强的党性使他不愿看到党组织的涣散和分裂。
四中全会后，周恩来处境十分困难，但他忍辱负重，担负着中央繁重的日常工作。当年陪伴在他身边的邓颖超是这样理解周恩来的：为了照顾团结、照顾在白色恐怖下工作的同志的安危，他只好委曲求全，继续工作，苦心支撑着。
几十年后，周恩来自己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披露了当时的心境：这时，支配我的想法是，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这八个字，日后成为周恩来在经历党内政治风雨时始终坚守的党性原则。
他反对“避开中央和各级党的组织进行个人和小集团的非法活动”，赞成“全党高级干部直接向中央、毛泽东同志或者经过自己所属的党组织提出个人的政治意见或积极的建议 ”。他认为这样才利于“党内的政治生活更加健康起来，利于党的团结”。
三.在得失面前，选择抛弃个人利益
在大局面前，有时不仅要忍辱负重，还要抛弃个人得失，甚至付出牺牲。周恩来一生中，每当国家和民族利益与个人得失发生冲突时，他总是选择前者。
人们都知道，周恩来的右臂是伤残的，它永远是微微蜷起，放在胸口下方，成为一种独有的姿态。但人们很少知道，这背后，却与一次为照顾大局作出的选择有关。
1939年 7月，从国统区回延安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应邀去中央党校作报告。那天，因延河涨水，他只能骑马前行。途中，坐骑受惊，周恩来摔下马来，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小臂下端粉碎性骨折。听到周恩来摔伤的消息，延安最好的医生都赶来了，立刻对他的伤口进行 X光透视和包扎。
因为延安医疗条件有限，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臂骨愈合仍不理想，右肘无法伸直，处于半弯曲状态，右臂的肌肉也出现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到苏联治伤。
这年 9月，周恩来飞抵莫斯科，住进克林姆林宫医院。 9月 19日进行手术，切除一小块突出的骨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按照医生的估计，他的手臂能够弯曲的程度要比预想的大些，但要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手臂将留下残疾。为了周恩来的臂伤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苏联方面又请了最好的医学专家为他治疗。
医生们经过多次会诊，一致认为，如果手臂状态没有好转的话，一定需要做大手术，这个手术较为复杂，术后手臂应该能达到较为有利的状态，也就是说他将能够自理。
无论是从周恩来的健康还是从对周恩来的情感出发，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都希望通过手术，使周恩来的手臂进一步恢复。但是，周恩来拒绝再做手术。
因为当时国内政治局势日趋险恶，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出现了危机。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正在酝酿针对新四军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内多方面工作等着他回去协调。
其实，周恩来臂伤后一直没有停止工作。去莫斯科前，他一直在练习用左手写字，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柯棣华说：“我们心痛地责备他不应该这样不爱护自己的身体。可你知道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应当为党工作。’在八路军里，我常常听到同志们说这句话，可是当时，我却忍不住地掉泪了。 ”到苏联后，周恩来一边治疗一边工作，竟然写出一份长达100多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抗战情况。
继续手术还是立即回国?周恩来明确表示：“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留在国外治病。”
对周恩来来说，选择回国，就是选择了大局，但同时也是选择了放弃治愈自身伤痛的可能。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周恩来超越常人的大局观。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周恩来又面临一次在个人得失问题上的选择。那时，七大代表要填写一份履历表，周恩来在入党年月一栏写着：“1922年夏党中央批准为旅法组中共党员。”1976年 1月，在周恩来的悼词中沿用了这一说法。
对这个问题， 20世纪 80年代党史界和一些老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周恩来的入党时间应是 1921年。这一说法，后来在俄罗斯档案馆保存的周恩来 1933年的一份个人情况卡中得到证明，上面“共产党党龄”一栏写的是：“从1921年起。”另外，这个问题从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刘清扬的回忆中也得到进一步证实。
张申府原在北京大学任教， 1920年 8月和李大钊在北京共同筹建中共北京早期组织，后应聘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同年 12月到达法国。解放后，他在接待来访时和一些回忆文章中都谈到了 1921年介绍周恩来入党的情况，前后说法大致相同。
1979年，他曾说：到了法国，我与刘清扬成了夫妻，当时就介绍刘清扬入了党，接着我和刘清扬又介绍周恩来入党。我向周恩来讲了国内党组织的情况，时间是 1921年二三月间，阴历年已过了。
不久，赵世炎到了法国，他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于是我和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党的小组。没有正式名称。党组织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 1982年张申府在自己的履历表中又再次说明了这个问题： “1921年初在法国巴黎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刘清扬是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时的战友， 1920年与张申府同去法国。她生前和许多人谈过周恩来的入党时间应是 1921年。
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在中共七大时要把入党时间改为 1922年呢？这与七大期间的一场纠纷有关。
当时，党员要填写履历表，一批在欧洲参加旅欧中共早期组织的同志认为，入党时间应该同国内党的早期组织成员一样从 1921年算起，由此而引起争论。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富春把事情反映到周恩来那里。
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党的七大的主题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这个任务，是全党最大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这场争论解决不好，不仅会影响到党内团结，还会冲淡会议的主题。为平息争论，保证七大顺利进行，周恩来带头把入党时间改为 1922年。何长工回忆说：七大时，为了平息争论，开好七大，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带头填写入党时间是 1922年，即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的时间。
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老同志的意见和上述调查情况，向中央提交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提出重新确定周恩来的入党时间，以他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之时即 1921年算起。 1985年，中共中央批准确认，周恩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入党时间。
四.在国事家事问题上，坚持国事第一
周恩来是一个有着浓厚家国情怀的人，对家庭和亲人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旅日期间，他接到堂弟来信，得知母亲去世后一直照顾他生活的八叔父周贻奎去世，难过万分，在日记中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
对抚育疼爱自己的父母，他一直心怀歉意。 1946年，他在同香港大公报记者曾敏之谈话中这样说道：“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父亲重病时，周恩来不在身边，特致信邓颖超：“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望静养，我在这里默祷他的康宁。”父亲去世时，他“为父亲守灵至拂晓”，“悲痛之极，抱恨终天”。为了怀念父亲，周恩来把父亲的照片一直放在皮夹里带在身边，直到去世。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周恩来是一个孝子。可是作为孝子的他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厮守在父母膝下尽孝，因为他是共产党人。自从他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就将全部身心投放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在家事与国事问题上，周恩来永远把国事放在第一位，这是他心中的大局，更是他作为共产党人的必然选择。
周恩来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他心中没有家事。只是他在遇到家事时，总是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总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衡量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对家乡淮安，周恩来很有感情，他曾经想以淮安作为调研试点，因为“我五十年不回老家了 ”，“我回到家乡总可以发现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一些问题 ”。然而因为工作关系，他最终没能如愿以偿。在一次外出视察飞经淮安时，他特意让飞机盘旋一周，以表达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对淮安的亲属，他关怀备至，但从不让他们增加国家和集体的负担。他多次致信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对个人家事给当地政府所添的麻烦，表示歉意，要求由自己担负伯母的生活和医药费用。
他对政府重修自家的房屋感到“万分不安”，要求自己出资修好屋漏部分后交公家处理，并说：“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 ”为减轻国家负担，周恩来动员体弱多病的胞弟周同宇提前退休，自己出资帮助他抚养和教育子侄辈。
对于子侄辈，他视如己出，在生活上给予周到细致的关怀，在思想上严格要求，防止周家出“八旗子弟 ”。他曾经对子侄们说：我是全国人民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你们不能有任何权力和特殊要求。他要求子侄们在求学和求职问题上，一定要从国家需要的大局出发。
1961年，周恩来的侄子周秉钧适逢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同时还参加了空军选拔飞行员的考核和体检。周恩来建议他作后一种选择。周恩来的建议是根据国家大局需要提出来的。
当时，国内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央研究决定，为保证农业生产劳动力，减轻城市商品粮的供应，只在城市征兵，不到农村征兵，复员军人也全部返回农业第一线。周秉钧接受伯伯的建议，放弃考大学，走进部队大门，一干就是几十年。
周秉钧回忆起这段往事很感慨地说：一切按照国家的需要去做，这是伯伯对我们明确的要求，我们没有一点犹豫，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就是了。
周秉建是周恩来的侄女，也曾为参军的事受到周恩来的“干预”。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秉建到内蒙古牧区插队两年后，按照正常程序参了军，周恩来却要求她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去。
他对周秉建说：当地很多青年都想参军，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他们。
其实，周恩来让周秉建留在那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当时，绝大多数青年都在农村插队，一些干部子弟通过各种关系“走后门”参军，造成很坏的影响。周恩来深知只有从自己做起，才能够做其他人的工作，稳定知识青年队伍，贯彻好国家政策，不负“人民公仆”的称号。
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处理国事家事的原则，带出的是优良家风，也是自上而下的清新党风。
五.处理内政外交，选择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
对什么是大局，每个人有着不同的衡量标准。周恩来认为，大局是同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及长远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考虑问题、把握内外政策，一定要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他曾说：“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
周恩来任总理期间，主持内政外交工作。在内政方面，他主持批准的项目很多，比如为治理水害，批准了治淮、治黄工程;为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批准了一批水库工程;等等。这些都是从建设大局出发，符合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
在视察密云水库时，周恩来看到水库沙盘模型和图表上都没有移民的标记，他特别要求把“人”的因素考虑进去。周恩来曾说，各级人民政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并在 1949年 11月的水利工作谈话会上指出：“水利工作是为人民除害造福的工作，是恢复与发展农工业生产的主要关键之一。”
但是，对于一些不合大局要求的项目，周恩来坚决不予批准。比如 1950年，周恩来接到外交部办公厅关于修建办公楼的请示，他没有批准。他在回复的信中写道：“外交部修建太费，必须节俭。东楼应停止装修，西楼不得加修，只修补缮其破漏者，一切家具，不许购买。”
周恩来为什么没有批准?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资金困难，上什么项目必须从全局考虑，分出轻重缓急。外交部是周恩来直接管的单位，在大局面前，他总是首先作出表率。
在外交工作方面，为给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周恩来亲自主持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比如在对非关系上，他不辞辛苦率团出访非洲十国，亲笔拟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以平等互利的精神支持非洲各国的建设事业。在对外援助方面，虽然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但赢得了非洲及第三世界人民的信任。
赞比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卡翁达至今还感念说：“我们对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供的援助和支持深表感激。”
同非洲及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为中国赢得的是更长远的利益。1971年 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毛泽东曾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时，周恩来以照顾双方利益为原则提出的协商解决方案，曾在国内受到一些人的质疑，认为“吃亏太大”。周恩来结合历史根据和政治理由，从法理和战略的高度作出解释，并结合地图的划分说明不存在“失地”和“吃亏”问题。他在人大会议上还明确地强调：“我很负责地向各位代表说明，政府并没有失去任何地方。”许多人在听取周恩来站在大局角度作出的解答后转变了认识。
比如，边界问题研究专家尹明德从不理解转变为理解后说：“这次政府对于中缅边界所以及时提出协商解决的方针，是为了和缓世界局势，搞好我们的和平建设;为了争取亚非国家，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扩大它的缺口;为了在新型国际关系上做一个示范。”
后来的历史证明，中缅边界问题的妥善解决，使缅甸在国际上涉及中国的事务中始终采取了“和平中立”的态度，这在当时中国与美国、苏联、印度几个大国之间的关系都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对中国国家长远利益是十分有利的。
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和经验，为解决同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树立了典范。随后，中国同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友好协商解决了边界问题，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为国内建设创造了和平的外部环境，推动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周恩来在处理内政外交事务中表现出的大局观，彰显了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任何工作只有放到大局中去考量，才能知道该不该做，应该怎样做。
六.在“文化大革命”中，选择勇于担当
在大局面前，共产党人会接受各种考验，能不能在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到破坏时勇于担当，是重要的考验之一。
1966年至 1976年发生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在这个特殊时期，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既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又要站在国家全局工作的高度去解决许多实际问题，比如怎样维系国民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转，怎样努力保护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和民主人士，怎样减少极左思潮给外交工作带来的各种干扰等，以尽可能减少或降低“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
周恩来日夜操劳，遇到难题挺身而出，苦撑局面。他曾说，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周恩来就是以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维持着党和国家全局的运转。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干部，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包括宋庆龄、章士钊、张治中、李宗仁等民主人士，还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各部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的领导、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等，并对他们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
当年周恩来选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301医院、中南海北面的工字楼，都被称为“避难所 ”。在一些干部遭到迫害时，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就经常出面干预。
为维护国民经济的运转，他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 ”，亲自拟定制止武斗的措施，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应该保留。
他夜以继日地做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工作，劝说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对铁路、轮船等全国交通命脉，周恩来格外关心，及时做出坚决不许中断铁路轮船等交通的命令，要求各派联合起来保护海港运输。周恩来的这些工作，是顶着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压力，也是带着严重的病痛去做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二年，周恩来被查出患有心脏病，这是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所致。他曾对阿尔巴尼亚外宾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其他都支工支农去了。每天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得工作十二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在周恩来的心脏病发展非常严重的时候，癌症又悄悄袭来。 1971年 6月开始，周恩来的小便中不断发现潜血， 1972年 5月，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尽管一直在治疗中，但由于工作停不下来，所以病情控制得不好，癌症不断复发，以致 1974年 6月不得不住进 305医院。在医院中，周恩来始终是边工作边治疗。
主治医生吴阶平回忆说：“本来治病是很不容易的，放下了工作算是住院了。他好像在那里治病，可是他脑子根本就没离开过工作，一会一个问题，都是工作。”用卫士高振普的话说：“周总理没有因为他的病而增加一点休息，也没有因为他的病减少一点工作量。 ”他在知道自己的病情后还说：“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犹存，就得奋斗！”
在周恩来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还面临了这样一次选择： 1974年，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恩来等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到文化、教育等部门，江青还托人向毛泽东转达，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告状。
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周恩来亲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及人事安排，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当时，周恩来刚刚进行完第二次大手术，身体非常虚弱，“自己也感到精力不足”，但他决定必须去。
临行前，周恩来的小便中又出现潜血，医务人员认为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但是，在大局面前，周恩来已顾不上这些。他对医务人员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叶剑英虽然十分担心周恩来的身体，但是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也认为现在不能提及此事，他只能嘱咐随机的医生，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
周恩来在长沙同毛泽东一起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两位老人的这次见面，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为中国未来政治走向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那样艰难的环境中，按照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他完全可以放下所有的事情，专心治疗、养病。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以重病之躯，为党分忧，为党担责。
1981年 6月 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作出这样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周恩来的大局观，贯穿于他奋斗的一生中。周恩来的事例可以说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关于增强大局意识的要求，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时时体现在人们对大事的观察，对事务的处理，对生活的态度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担任什么职务，拥有多大权力，都应该学习周恩来的优秀品格，自觉在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真正把党中央关于增强大局意识的要求落到实处。
〔作者廖心文，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兼第二编研部主任、研究员;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增刊〕
